周人崛起的文明史意义（博古知今）

　　去年9月10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考察，伫立于何尊前，久久凝思。在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中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中一路走来，‘中国’二字镌刻在‘何尊’底部，更铭刻在每个华夏儿女心中。”

　　3000多年前，诞生于“西土”的“蕞尔小邦”周族，开启中国历史的新篇章。关中西部地区是周族演绎“旧邦新命”的大舞台，也是周人“宅兹中国”的根据地。周族和周文化的兴起，历经立族、立朝、立教三大阶段，具有丰富的文明史意义——立族是生存权，立朝是执政权，立教是文明权。纵观中国古代社会，唯有周人能够兼顾立族、立朝与立教，意义重大，影响深远。

　　周人立族，拉开了中国漫长农业社会的历史序幕，孕育了中华民族道法自然、勤劳务实、坚韧不拔的文明基因。周人的始祖姬弃是姜嫄之子，因为“好耕农”，能“相地之宜”，被帝尧举为“农师”，周人由此立族。周族发展史上的关键三步“后稷之兴、公刘复兴、古公勃兴”都根植于举族上下“务耕种”的正确抉择。由此，周人的圣贤早已总结出“民之大事在农”的历史经验，圣人周公更是反复告诫贵族子弟要时时保持“知稼穑之艰难”的历史警觉。

　　周人立朝，是励精图治、以弱胜强的成功典范，开启了中国政治与文化重大转向的“殷周之变”。周人自己总结“小邦周”克“大邑商”的奥秘就在于“世有哲王”——古公亶父、季历、文王和武王四代族长励精图治，接续奋斗，终于完成“革殷”受天命的壮举。在这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，周人统治阶层深谋远虑，动静有度，伏则韬光养晦、忍辱负重，动则雷霆之威、千钧之力，显示出高远的政治谋划力和超强的政策执行力。

　　古公亶父居豳（今陕西旬邑、彬州一带）时，周族屡屡遭受戎狄的欺负骚扰，国人“皆欲战”，唯有古公审时度势，避其锋芒，举族迁居周原（今宝鸡扶风、岐山交界处），不但避免了被戎狄灭族的危险，更通过与当地豪强姜族联姻结盟，从而迎来了周族发展壮大的新机遇。季历即位后，通过与商王室联姻，换来了本族跻身于商王朝统治阶层的机会。文王时期，一方面“伐九邦”以压服周边部族，另一方面“礼下贤者”，招揽四方豪杰，形成了“近悦远来”“济济多士”的生动局面。武王即位后，排除万难鼓动三军渡过黄河，赢得了牧野之战的决定性胜利。

　　营建洛邑是周人立朝、“宅兹中国”的关键举措，珍藏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国宝何尊，完整记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。“宅兹中国”是“多元一体”中华文明形成的奠基性事件，是中华文明从“何以中国”走向“何以一统”的关键一步。

　　周人立教，是以“万世治安”为目标，以“制礼作乐”为手段，以制度创新带动文化创新，创造出礼乐文明的中华文明新形态。周人“三立”，以立教最为不易，也最宝贵，彰显了周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卓绝的创新能力。以武王、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执政者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，深谙“天命靡常”“惟命不于常”的道理，通过对王朝兴亡“殷鉴不远”的反思，彻底改造了殷人的天道观，总结出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的治乱之道，强调“以德配天”才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，在文化传统上从殷人的尚“鬼”转向了周人的尚“文”，在为政理念上从殷商王朝“率民事神”的神权政治转向了西周王朝“敬德保民”的民本政治，实现了中华文明人文化、理性化的重大转变。

　　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表明，宝鸡周原遗址就是周人崛起的圣地、西周王朝的圣都——宗周，堪称“礼乐文明摇篮，德政思想渊薮”。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，能够有机会在周原遗址开展工作，触摸历史，感悟文明，何其幸也！而周人崛起的启示也成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。